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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韵”和“押韵”(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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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2-9 09:38:4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《现代诗韵》前言
——关于“韵”和“押韵”(二)
本书所分的十三个韵部,同十三辙是完全一致的。在这个基础上,为了区别宽严,以及考虑到历史情况和方言现状,在四个部中一分为二,这样,就形成了十三部十七韵。倘要韵严一些,可按十七韵来押;倘要韵宽,按十三部押就可以了。现在把这样做的理由说一说。
“歌”部分为“歌”“波”两韵。“歌”的韵母是e,“波”的韵母是o和uo,由于这两个韵的常用字都较少,在现代语音中又比较接近,所以按韵宽的要求并在一部是可以的;但分用则和谐一些,如从严的话也可以分用。在“歌”韵中包括着“车、遮、蛇、奢、舍、者、赦、社、射、惹”等字,在南方各方言中,大部读入“些”韵或“花”韵,而不入“歌”韵,和“波”韵更是不能相押。
“衣”部分“衣”“居”两韵。上面说到,把“居”韵(ü)放在“衣期”辙是有理由的,但“衣期”辙包括着五个不同元音的韵母,到底比较庞杂,人们常常觉得押起韵来不够和谐。撮口的ü和齐齿的i,尽管在听觉上有相似感,但区别也相当显著。分出“居”韵来,“衣”“居”两韵的常用字都不算太少,如需选择较严的韵,可以分用。
“山”部分为“山”“天”两韵。“山”部包括了an、ian、uan、üan四个韵母,四呼俱全。ian的实际读音是国际音标的ien,在听觉上跟an的差异是较显著的。有些演员常常感到“言前”辙不够和谐,就是这个缘故。在传统上,“寒山”和“先天”这两大类是分用的。《中原韶韵》里的“寒山”是开口呼字,“先天”是齐齿、撮口两呼的字,至于合口呼又别立为“桓欢”,这大概由于在那时“桓欢”一类合口呼字的主要元音也不是a。
在现在一些方言里,“山”部的字仍然存在着“寒山”和“先天”两个系统,并不混淆。因此,“寒山”(在普通话中包括“桓欢”)和“先天”分用,既合乎历史上用韵的习惯,又符合今天一些主要方言的情况,就普通话说分用也比较和谐。而且,由于在汉语中m韵尾的消失,原来m韵尾的字都归入n韵尾,“山”部的字更增多了。常用字也远比别的部多,分为两韵,不会影响到常用字不足。至于具体字的划分,我们以现代普通话的开口呼和合口呼为“山”韵,因为主要元音同是;以齐齿呼和撮口呼为“天”韵,因为这是“先天”的原来系统,而在普通话里,üan实际上读音往往也读为üƹn,把它同iƹn列为一类是可以的。(8)如果要求韵宽,当然完全可以合起来用。
“东”部分为“东”“声”两韵。除了宽严可供选择之外,还由于“声”韵的字在京剧唱词和诗歌的创作中,常常同“根”韵通押,而“东”韵同“根”韵通押的情况则少得多。
在十三辙的体系下进行这几个区分,不是为了改变十三辙,而正是为了更好地运用十三辙。有了这几个区分,对于宽韵严韵的选用,以及对于方言区的人掌握与动用十三辙,可能有一点帮助。这种设想是符合实际,仍有待于实践的检验。
在这里谈一谈通韵的问题。所谓通韵,就是超出韵部范围去押韵的一种办法,也就是使用更宽的韵。根据前面说过的构成韵的条件,我们知道,并不是任何两个韵部之间都可以通,必须是主要元音和韵尾相接近的韵部才能通。我们把通韵的现象区别为常见和偶见两种,前者称之为“常通”,后者称之为“偶通”。从现代韵文的实践看,常通只有一种,即“声”韵与“根”韵通押。在现代诗歌和戏曲中,“声”“根”两韵通押的例子很多。在鲁迅的诗歌中,《赠日本歌人》押“行”“神”,《报载患脑炎戏作》押“心”“冰”,《言辞争执歌》押“心”“灵”,都是“声”“根”通押的例子。“声”“根”通押还可以追溯到古代,从周代民歌到宋词、元曲,都有这样的例子。
“声”“根”通押为什么比较常见呢?从音理上,“声”的开口呼的主要元音e和“根”韵的主要元音e是相同的,“声”的齐齿呼的主要元音i和“根”韵的主要元音i也相同。至于韵尾,则“声”韵的ng虽不同于“根”韵的n,但二者都是鼻音韵尾,有接近之处。此外,南方有些方言,甚至“声”“根”两韵根本 不分。这也是造成“声”“根”通押现象的一个原因。
偶通的例子,在这里不列举了。偶通的韵部关系有:“衣”部和“飞”部,“飞”部和“开”部,“姑”部和“收”部,“收”部和“高”部,“山”部和“根”部,“东”部中的“东”韵与“根”韵,“衣”部中的“居”韵和“姑”韵(9)。对于偶通,因其和谐性更为减弱,一般不宜多用。
从现代语音说,er和e在听觉上是很接近的,因此,“儿”“耳”“二”等字跟“歌”韵的字通押,是完全可以的。而且,比起跟“衣”韵相押,还更和谐些。本书因不拟改变十三辙的系统,仍放在“衣”部。
先秦两汉的韵文,基本上说,平声是不和仄声在一块押韵的。唐诗用韵,四声区别很严,除古体诗有少数是上、去二声通押的之外,一般不能通押。宋词只有上、去二声可以通押,至于平仄通押现象,只出现于个别词牌(如《西江月》)。到了元曲,才大量使用平仄通押。近代的新诗、戏曲和曲艺的用韵,则更是完全打破了四声分押的束缚。
不同声调可以互相押韵,不等于说声调同押韵就没有什么关系。在汉语中,声调是构成节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因此,声调同韵文的关系仍然是密切的。仅就押韵来说,平仄虽然可以通押,但用平声韵脚和用仄声韵脚,所造成的音韵效果是不完全相同的。比如,在曲艺和皮黄腔系统的戏曲唱词中,一般是上句要求用仄声的韵脚(倘上句不押韵,也要求用仄声字作末字),下句要求用平声的韵脚。个别情况可以改变,但以这样用法为常。因为这样才易于显出抑扬顿挫。同是平声,阴平和阳平由于声调的差异,也可以形成不同的韵味。京剧演员对阴、阳、上、去四个声调的字,在唱白时经常注意各不相同的运用,以增强艺术的效果。新诗的韵脚当然可以比较自由,但采取怎样的押韵方式(包括韵脚的声调运用),才能同内容和思想感怀相适应。达到更好的效果,也是需要在写作过程中去选择和推敲的。
本书在常用字表内把平声和仄声分列,就是为了便于使用。这里说的平声仄声,是就现代普通话而言的。平声包括阴平阳平,仄声包括上声去声。至于古代的入声字,在古体诗中是一律当作仄声用的,现已分别归到现代普通话的四声中去。(绝大部分归入本书的前五个韵部,六、七、八、九部也有少数的入声,但最后四个韵部则没有入声字。)
入声在普通话中消失了,但在一部分方言中仍然存在着。入声字是带有塞音韵尾的。在粤语、客家话里,入声字仍是以-b –d -g为韵尾,在吴语里,入声字的韵尾一律变成了喉塞音[ʔ],在闽语里,闽北(如福州话)入声字只有韵尾-g,闽南(指厦门话)入声字则仍旧有韵尾-b –d –g。保持入声的这些方言,入声字一概不能同其它声调押韵。倘若这些地区的作者用方言写地方戏曲或演唱材料,那就须加以注意。例如“波、多、活、合”在普通话里是和谐的韵,但在有入声存在的方言里,由于“活”和“合”是入声字,有塞音的尾,根本就不能同“波、多”押韵。在粤语和客家话里,“活”有韵尾–d,“合”有韵尾-b,它们互相间也不能押韵。本书在入声字下面做了记号,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地区的读者识别它们,注意它们分别归到普通话的哪一个韵部,用方言写作时,注意避免上述的问题,用普通话写答时,又能熟练地运用它们来押韵。
在粤语、闽语、客家话这几个还有m韵尾的方言中,还应注意m韵尾n韵尾两大类的区别,它们之间不能押韵。在普通话里,就完全可以押韵了。原来m韵尾的字一律变为n韵尾,归到本书的“山”“根”两部,不再加以标志。
汉语音韵是一门科学。我们应当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“清理古代有一个于无形的发展过程,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,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”的教导,批判地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,根据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,进行新的清理和新的研究,使之能够为工农兵所利用,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服务。编写这本简明的韵书就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。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,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,希望读者给予指正。
【附注】
1、《淮南子》:“昔者仓颉作书。”
2、《礼记  乐记》:“唯君子为能知乐”
3、见朱熹《诗集传序》
4、在汉语拼音方案中,把au写作ao,把iau写作iao。以o代u,只是为了少用u,因为u的手写体很容易与n相混
5、《广韵》是现存的最古的一部完整的韵书,它的语音系统基本上是根据《唐韵》的,《唐韵》的语音系统又基本上是根据《切韵》的。《切韵》(隋代陆法言著)成书于601年,《唐韵》刊定于751年。现在都只有残卷。《广韵》成书于1008年。后来,到了了宋淳祐十二年(1252年)刘渊编了一部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》,书中共分107韵,比他稍前,王文郁的《亲刊韵略》则分106韵。刘渊是平水人,所以后来人们把106韵体系的韵书叫做“平水韵”。从那时起,直到明清,写旧体诗词的人都以“平水韵”的106韵为依据。
6、这个演变,当然还反映了其他变化,但主要的是入声的消失和平仄共部。
7、理由同前面第5页(1)——按:即“在汉语拼音方案中,把au写作ao,把iau写作iao。以o代u,只是为了少用u,因为u的手写体很容易与n相混”。
8、由于语音的演变,原来“先天”系统的少数字,如“战”、“辰(?)”、“扇”、“善”、“然”、“船”、“川”、“穿”、“专(?)”、“传”等,今天普通话读入“山”韵;原来“寒山”系统的少数字,如“闲”、“间”、“艰”、“颜”等,今天普通话读入“天”韵。
9、这都是就现代语音而言的,若在中古,则“衣”部韵尾i的字和“飞”部字相押,“居”韵字和“姑”韵字相押(原入声字除外),都是很和谐的韵,不是偶通。
——P1—27
——秦似编著《现代诗韵》,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(1975年7月第一版,1979年6月第二版,1983年8月第三版,1983年8月第5次印刷)
【说明】注文原作脚注,现集中于文后作为尾注。
(邓旺林抄录)
【秦似教授简介】
秦似(1917-1986),广西博白人。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长子。原名王缉和。作家。1940年在桂林任《野草》月刊主编。后任香港《文汇报》副刊编辑、《野草》丛刊主编。建国后,历任广西省文联副主席、文化局副局长,广西大学中文系教授、系主任,中国作协广西分会副主席,中国语言学会理事,广西语文学会会长。著有《现代诗韵》,有《秦似杂文集》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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